生完孩子第三天，护士来按肚子排恶露。我疼得攥着床栏杆，指甲都泛白，眼泪哗哗流。苏明在旁边举着吸管杯说“喝点水”，结果手抖得洒了半床。那时候我哪顾得上什么月子礼金，光是下床走两步，伤口就像被刀剜。
大姑姐来那天，我正抱着孩子拍嗝。她把红包往婴儿床边一放，说“四平八稳好兆头”。我低头一看，四张一百四张十块，折得整整齐齐。苏明还补刀：“姐说这数吉利。”吉利个屁，三个月前弟妹生孩子，她可是给了六千八。我盯着红包上的金线，突然想起结婚时她随的八百——当时苏明说“姐刚买房手头紧”，我信了。
晚上孩子闹了四回。苏明白天上班累，睡得跟死猪似的。我抱着孩子在客厅转圈，月光从窗帘缝漏进来，照得地板上那条白光像把刀。孩子的小手抓着我睡衣领口，抓得死紧。我突然就酸了鼻子——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那种说不出的累：身上疼，心里也疼，偏没人看得见。
满月酒那天，大姑姐穿得跟孔雀似的，耳环闪得人眼晕。她抱着孩子说“跟姑姑一样漂亮”，周围人都在夸。我站在旁边端着汤碗，突然听见她在拐角打电话：“她也就那样吧，回礼才给六百...”后面的话我没听清，反正最难听的已经进耳朵了。原来那440不是心意，是“意思意思”。
除夕夜在大姑姐家吃饭。她给弟妹家孩子的红包厚得能当枕头，给我女儿的就薄得可怜。我拆开一看，520——这数倒是会挑。我盯着那个红包看了三秒，突然不想忍了。我从包里掏出个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递过去说：“姐，新年快乐。”她捏了捏厚度，脸上的笑僵了。
回家路上苏明问：“你包了多少？”我轻描淡写：“一万。”他差点踩刹车：“你疯了？”我说：“没疯，就想让她也明明白白收次礼。”这钱是我接私活攒的——孩子睡着后，我爬起来给人家做账，眼睛都快熬瞎了。苏明沉默半天，问了句：“你什么时候接的私活？”我说：“从怀孕前就开始，生完也没停。”他握方向盘的手发紧，半天挤出一句：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我白他一眼：“告诉你有用吗？你只会让我算了，让我忍。”
后来大姑姐来道歉，说习惯了拿钱压人。我听着没吭声——有些账，不怕对不上，就怕对方连认都不认。现在她公司缺财务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说考虑下，其实心里已经松了。苏明说得对，我现在哪还用谁压？早把自己立住了。
昨天给孩子换尿布，突然想起坐月子那会儿。现在再看那些红包数字，觉得真可笑——四百四也好，一万也罢，不过都是逼着我往前迈了一步。人一旦迈出去，就不会总停在原地了。
